2021年疫情变化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恢复和政策转向节奏仍不明朗，在此形势下，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历史节点，我国货币政策将如何发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还能继续下降吗?反垄断、汇率等热点问题如何看?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方向在哪里?
近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等媒体就上述问题采访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黄益平认为，今年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会比去年好，但需要重视金融风险：从外部看需要密切关注全球货币宽松何时出现转向苗头。从内部看要高度关注市场违约率上升、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等潜在风险。
随着经济的恢复，宏观政策走向备受关注。黄益平表示，过去采取的一系列较大力度的刺激政策和稳增长措施，可能要慢慢退出，不会急转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到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是很重要的政策导向。
去年政策要求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今年是否还有类似举措引导企业融资成本下行?黄益平认为，“让利1.5万亿元”应该是应对疫情冲击的临时性措施，不会是长期性战略。毕竟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市场化风险定价是稳健运行的基本条件。
近期，反垄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关系着数字经济发展前景。黄益平表示，数字技术平台利用成为效应吸引大量用户，积累海量数据，边际服务成本趋近于零，因此行业容易出现高集中度的倾向，如果平台把高集中度带来的部分经济效益转让给消费者，那可能皆大欢喜;如果把所有获益都留在平台，可能成为一个大问题。当前监管的重点应该放在规范平台的行为，开放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
今年国内外经济好于去年但需高度关注疫情“后遗症”
q：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近期疫情在全球出现反复，您如何判断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
黄益平：今年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会比去年好，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一是疫情仍在起伏，可能会影响经济复苏的步伐。各国经济复苏的轨迹也不会完全一致，虽然疫苗已经在一些国家得到大规模地使用，但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完全控制可能仍需时间;二是疫情过去后是否会留下一些后遗症，影响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需要密切关注。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肯定比全球的表现要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我国2021年经济增速将达到8.1%。去年四季度，我国gdp增长6.5%，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趋势增长水平，今年会继续保持。并且由于去年基数较低，今年的经济增速从数字上看还会更高一些。过去一年多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金融、货币政策来稳经济、稳企业、保就业，这些政策会在今年继续发挥作用。
对我国经济来说，接下来可能需要重视金融风险问题。从外部看，需要密切关注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何时会开始转向，一旦美联储开始调整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与市场波动。从内部看，疫情是否会带来“后遗症”，包括金融市场违约率上升、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等潜在风险等。
今年货币政策可能微调但不会急转弯可通过三种方法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q：随着经济加快恢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特殊的、阶段性的政策在完成使命后将逐步退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2021年，我国货币政策将如何落实这一要求?
黄益平：与多数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相比，2020年，我国货币政策相对稳健，没有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也没有“大水漫灌”，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与此同时，通过降准、出台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创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随着经济的恢复，货币政策有所微调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在宏观政策的支持下，去年，我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反弹。如果今年经济仍然能保持稳定增长，那么过去采取的一系列较大力度的刺激政策和稳增长措施，可能要慢慢退出。
目前的政策不会急转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到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是很重要的政策导向。
q：2020年末，全国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创2015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今年，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降成本的客观需求仍然存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还能继续下降吗?
黄益平：今年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应该能够实现稳中有降。近几年来，企业融资成本总体呈下行趋势。今年我国仍将保证货币总量适度、流动性合理充裕，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引导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的想法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可以通过三种市场化的方法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一是让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二是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压低金融服务的成本;三是提升信用风险评估水平，例如应用线上大数据、线下软信息等手段创新风控手段。另外，财政也可以提供贴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在去年设立的防疫专项再贷款中已有所应用。
类似1.5万亿让利目标不会持续，市场化风险定价是稳健运行基本条件
q：去年金融系统完成了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您认为继续让利、引导融资成本下行在今年能否持续?金融系统如何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黄益平：去年政策要求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应该是应对疫情冲击的临时性措施，不会是长期性战略。毕竟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市场化风险定价是稳健运行的基本条件。
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还有不少措施可以使用：一是更多地运用直接融资的手段增加信贷服务;二是保持货币政策相对宽松，保持流动性比较充裕，支持实体经济;三是加快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
金融加大服务小微企业的力度，难在“获客难”和“风控难”，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数量大、贷款规模小、不确定性高，而且缺乏满足传统信用风险评估的资质要求。现在，传统金融机构一般用的是线下软信息的方法，通过银行信贷员长期、全方位地了解企业和企业家，进而作出信贷决策，效果非常好。但这种传统模式的问题是“量”做不大、成本也较高，无法形成普惠效应。
而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大科技平台的长尾效应可以帮助大规模、低成本、高速度地获客;用大数据做信用风险评估，解决了风控的问题，这为解决普惠金融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但这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一方面是从平台自身来看，如何保障其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稳健性、可靠性;另一方面这也对监管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出台相关的数据政策、保护消费者权益、有效监测并控制金融风险。
人民币汇率走势受国内外因素影响，需为美联储政策调整做好准备
q：2020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宽幅波动，全年走出先贬值后升值的倒“v”字型走势，支撑汇率的原因有哪些?这一涨势在2021年是否继续延续?
黄益平：去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有所贬值，下半年有所升值，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较快控制住了疫情传播，经济实现强劲的反弹;另一方面，世界多国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人民币的升值。
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人民币汇率变得越来越灵活，双向波动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较好，因此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呈现升值趋势。但影响汇率走向的因素非常多，如欧美经济的相对表现改善或者他们的量化宽松回调，都可能令人民币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所以，预测汇率走势，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最好不要做简单化的线性外推。
在美国，拜登总统上台以后，已经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手段让公众接种疫苗和控制疫情，此外他还有一整套的财政刺激政策，如果这些政策如预期地快速落地，美国经济也许会很快复苏，通胀率也会提高，这样就不能排除美联储政策开始收紧的可能性。
当然，目前的判断是，今年美联储大幅调整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但我国应该从现在开始就未雨绸缪，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因为一旦美联储政策开始调整，我国很可能会再次面临资本外流、利率上升和货币贬值的局面。既然知道总会有发生的一天，不妨从现在开始做一些政策和心理上的准备。
q：当前形势下，怎样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黄益平：“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要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另一方面要推动金融市场的开放，加强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工具的功能。
过去几年里，我国金融业开放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与此同时，过去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更多是通道式的开放，将来应该逐步向全面、综合性的开放过渡。看好人民币资产的国际投资者需要进行多产品组合的资产配置，且能够灵活进出，这样才能真正将人民币资产作为其投资组合的一个重要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部分规则、制度、监管要求还存在一定差异。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即便门打开了，投资者进出仍然会很不方便。因此，如果能够实现资本市场国内外规章制度的接轨，将更利于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
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十四五”金融开放重点突破领域
q：如何评价过去一年金融开放的成效?
黄益平：金融业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金融业开放不仅引入机构、业务、产品，增加了金融要素供给，还推动了制度规则的完善。这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8年以来，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明显加快，集中推出了50多条开放措施，成绩有目共睹。未来金融业进一步开放，需要在三方面继续下功夫：一是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切实转变开放理念，推动系统化、制度化开放;二是统筹推进金融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三是构筑与更高开放水平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和风险防控体系，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使监管能力更好适应开放水平。
q：中国金融业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服务好新发展格局?
黄益平：金融业面对的主要挑战是经济增长要转型，而金融体系尚未完全跟上转型步伐。
我国金融体系在过去几十年有效支持了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过去是要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套金融体系行之有效，但现在要转向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就需要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开放和创新。
金融改革的方向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二是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三是改革监管体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
还要重视金融业的开放。近两年，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这一方面增加了国内的竞争，让金融服务水平在竞争中得以提升;另一方面也把国外较好的金融产品、金融流程和模式引进来，更好地支持国内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目前来看，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十四五”期间金融开放的重点突破领域。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程度已经大幅提高，不远的将来可能走向有管理的清洁浮动。
在开放的同时，我们也更应关注风险，在短期内国际经济还不稳定，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可能在未来几年发生较大调整的背景下，如何在推进金融开放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q：如何把握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机?
黄益平：过去国际金融领域的讨论一般都认为，经济金融环境较好的时候是更合适的开放时机，因为经济向好时，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信心都比较稳定，但对此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在过去十年间有所改变。经济金融环境比较好的时候的开放，会吸引资本流入，使得货币升值、资产涨价，最后经济繁荣。但是，以上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产估值过高等问题并积累风险，这时一旦资本回流，极易触发危机。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在大量资本流入后，其金融市场最后经受不住资本大量流出而引发的。所以，现在一些国际组织的专家认为，或许应该在经济金融环境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开放资本项目。这种情况下，开放后的资本外流就要被密切关注，这也是我们将来需要面对的问题。
现在我的看法是，资本项目开放不存在最佳时机，核心问题不是时机选择，而是采取的开放政策是否稳健。资本项目开放后，要考虑到资金有进也会出，在跨境资本流动起来的时候，可能一些短期资本流动不是有利的，所以不能马上同时开放，对于资金流出还需要限制一段时间。我们在采取开放措施的时候，需要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短期大进大出有所遏制。
我认为，在宏观经济环境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考虑资本项目开放，会更加关注资本外流的可能性和风险，决策者可以预先采取措施，那么即使市场出现波动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当然，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应该是一系列的制度化改革，形成成熟、稳定的市场调节机制。
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q：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出部署，金融业应如何更好服务绿色发展?
黄益平：服务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是2021年和未来一段时间金融的重点工作之一。从融资角度来说，金融部门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要完成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大量投资来发展低能耗技术、生产低能耗和低排放设施。金融可以发挥引领作用，将资金引向和支持低能耗、低排放的环境友好型行业和项目，这将对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发挥重要作用。
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体经济必然要向绿色发展转型，金融业自身也必须转型，满足实体经济转型带来的绿色、低碳的投融资需求，这将为金融机构提供绿色金融业务快速成长的重要机遇。
下一步，要做好绿色金融政策设计和规划，发挥好金融支持绿色发展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上的三大功能，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结构向最佳的方向调整和发展。
反垄断重在规范平台行为，保护消费者利益建立一整套数据政策
q：近期，反垄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关系科技金融发展前景。应如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黄益平：数字技术平台具有“长尾效应”，平台一旦建立起来以后，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样就可以吸引大量的用户，解决获客的问题。而且用户越多、平台积累的数据越多，提供的服务也越好、越完整。因此数字技术平台容易出现高集中度的倾向，这其实是由技术特性决定的一个正常现象。
但是从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的角度看，集中度带来的后果值得关注。“集中”能够为头部平台带来经济效益，如果企业把这些好处转让给消费者，那将皆大欢喜;如果把所有获益都留在平台，也许会引发一些问题。监管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规范平台的行为，保障开放竞争，实现公平交易，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因此，在平台经济领域，监管部门应该关注市场份额，但更应该关注是否存在“可竞争性”。如果新的平台仍然有可能进入，形成竞争压力，即便个别平台短期内市场份额高一些，问题也不太大。这一点与传统经济有较大的差别。但如果头部平台试图限制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这种行为必须受到监管部门的约束。
在监管过程中，对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行为规范的制定尤为关键。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运用，这可能意味着那些已具较大规模并拥有大量数据的平台将拥有十分突出的优势，新的平台就很难进入展开有效竞争，这就可能造成“赢者通吃”的问题。
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完整的数据政策，这需要明确数据在确权、标准化、开放、交易、定价等方面的规范，好的数据政策是保障“可竞争性”、规范平台行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前提，这也是要素作为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
